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但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很难成功。在20世纪30年代，植物学家发现使用秋水仙碱能有效地克服远缘杂种不育的难题。之后又发明了细胞质融合技术，把来自两个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从中培育出杂交后代。有了这些技术，杂交打破了物种障碍，杂交育种不再限于物种内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甚至不同的属之间的杂交成为了可能。比如，通过把属于不同属的小麦和黑麦杂交，就能创造出既有小麦的高产又有黑麦的抗锈病能力的新物种小黑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诱变育种获得了广泛应用。它通过使用化学诱变剂或辐射来诱发种子产生基因突变，从中筛选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比起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不自然”，因为它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出了新的基因。
这些方法都属于经典育种技术，育种学家在使用这些技术时，其实是相当盲目的，并不知道他们给植物新品种引入了什么基因。从遗传学诞生日起，人们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直接而精确地改变生物体的基因，或者说，对生物体实施“遗传工程”。这只有在分子遗传学诞生以后，才成为可能。
第一次遗传工程是197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伯格实验室完成的。他们把噬菌体λ的DNA片段插入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组，首次在体外将来自不同物种的DNA重组起来。这个重组DNA分子由于含有哺乳动物病毒序列，有可能被结合进哺乳动物细胞的染色体中；又由于含有噬菌体λ序列，有可能在细菌（例如大肠杆菌）中扩增。
虽然由于许多人担心扩增含有病毒序列的大肠杆菌的危险性使得伯格中断了进一步的实验，但是伯格实验已为未来的遗传工程绘制了蓝图：用细菌扩增重组DNA，并把重组DNA引入生物体中。
伯格在1971年6月冷泉港会议上首次报告其实验结果时，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伯格采用的病毒SV40是一种致癌病毒，这种研究有可能培育出携带致癌基因的重组大肠杆菌，由于人体肠道内就生长着大肠杆菌，一旦重组大肠杆菌从实验室中逃逸，就有可能在人群中传播它们所携带的致癌基因。1973年1月22－24日在加州阿斯洛马举行会议讨论了重组DNA技术的危险性问题。
这一年的3月份，波义耳、科恩实验室大大改进了重组DNA技术，成功地进行了“分子克隆”。他们采用细菌的质粒作为重组DNA的载体。质粒是一种环形的DNA分子，携带着能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一旦进入细菌细胞中，就能自动大量地复制，并表达被重组进去的基因。这个实验进一步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美国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伯格任主席，在1974年同时给《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科学》写了一封信，建议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实验，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的危险性。会议于1975年2月24－27日在阿斯洛马举行，衡量了重组DNA技术的潜在危险，建议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实验的危险性。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阿斯洛马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则。
阿斯洛马会议之后，科学界有关重组DNA技术的争议告一段落，但是在媒体的煽动下，公众中却出现了恐慌。人们担心重组DNA实验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发致命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会被用于改变人类基因组，导致“优生学”运动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会从重组DNA实验室逃逸出新的病原体。这种恐慌在1976－1977年间达到了顶峰。就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重组DNA研究规则的同一天，麻省剑桥市市长针对哈佛大学拟建一个用于重组DNA技术研究的新实验室，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后禁止哈佛大学建造实验室。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市政委员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市长的决定，同意建造该实验室。与此同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抨击科学家们想要自我管理重组DNA研究，举行国会听证会打算通过立法限制重组DNA研究。1977年，美国科学院举行大会时，示威者举着反科学牌子冲进会议室，抢夺话筒。国会又多次举行听证会，并提出多项法案严厉限制重组DNA研究。美国科学界在美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奋起抗争，没有一项这样的法案获得通过，而到了1978年底，这场媒体和立法恐慌就基本平息了。
为什么这场恐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平息？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评估会议，科学界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让公众们相信，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DNA技术就是安全的。同时，科学界也让公众们明白，以重组DNA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而且有着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应用前景。
这些应用前景包括：将人的基因重组进细菌质粒，让细菌大量地生产具有重大医疗价值的生物制剂；改良农作物，使它们能抵抗虫害、疾病或具有固氮能力；检测、治疗人的遗传病。生物学家们很快用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在开空头支票。1977年秋天，波义耳实验室用重组细菌合成人生长激素抑制素，证明了用细菌合成人体蛋白质是可能的。1978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学家首先把人胰岛素基因克隆进大肠杆菌，并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1979年和1980年，人生长激素和人干扰素也先后在重组细菌中合成出来。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成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重组DNA药物。
1980年，分子生物学家首次把外源DNA结合进了植物细胞中。由于从一个植物细胞就可以克隆出一株植物，那么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很快就可以培育出转基因植物。3年后，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一种携带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烟草）诞生了。1985年，能抗虫害、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田间试验。1992年，中国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市场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的西红柿。
目前，转基因作物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栽培和使用。最常见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这样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较温和的除草剂，因此农民用这类除草剂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较强、较有针对性的除草剂。其次是转入抗虫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从苏云金芽孢杆菌克隆出来的一种基因，有了这种基因的作物会制造一种毒性蛋白，对其他生物无毒，但能杀死某些特定的害虫，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喷洒杀虫剂。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例如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延长储存期限；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吃它们了。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变成“金大米”，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也可提高稻米的蛋白质含量。在研究、开发中的其他项目还包括用转基因技术让作物具有抗旱、固氮、抗病能力等。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巨大优势，推广非常快。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9年的1．34亿公顷，14年间增长了79倍。其中最常见的转基因作物是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转基因大豆已经占全球大豆种植总面积的72%，转基因棉花占全球棉花种植总面积的47%。美国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都占种植面积的80％以上。美国也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消费国，在美国市场上，大约70％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
但是在转基因作物迅速推广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和重组DNA药物的推广不同的是，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呼声不仅没有很快平息下去，反而在“环保组织”、政客的推动下，愈演愈烈，并时不时地引起社会恐慌。
生物学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来并不存在争议。1998年情况有了变化，苏格兰一位名叫普兹太（Ar－mandPutztai）的免疫学家，在英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能损害老鼠的内脏和免疫系统。这个节目播出后，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舆论大哗，人们纷纷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兹太的实验结果之后被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家反复提及，是反对转基因的一个“经典”研究。那么，这项研究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普兹太用的是转入了来自雪花莲的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凝聚素是一类能够让血液中的红细胞凝聚起来的蛋白质。许多植物都能制造凝集素，昆虫吃了它，会被杀死，所以可以用它来杀害虫。但是许多种凝集素对人和哺乳动物也有毒副作用，因此在生产上比较少使用。不过也有例外，人们发现，雪花莲的凝集素有很强的杀虫作用，但是对人和哺乳动物无毒，因此有人往土豆转入雪花莲凝集素基因，制造出能抗虫害的转基因土豆。这种转基因土豆在上市之前，必须确认它无毒。普兹太的工作就是研究它究竟有没有毒性。他向老鼠喂食这种转基因土豆，发现老鼠的消化道出现了病变的迹象 （胃粘膜变厚、肠道小囊变长等），于是得出结论说这是转基因食物所导致的。
普兹太在电视上宣布他的实验结论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全部实验。按照科学界的惯例，他应该在完成实验之后，写成论文，经过同行审稿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然后才向大众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普兹太所在研究所的领导见他违背学术规范，向公众提前公布未成熟的实验结果，并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认为他败坏了研究所的名声，决定给他处以停职的处罚，后来又强迫他退休。
普兹太当时已经68岁，本来也该退休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强迫他退休，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因为他发表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受到迫害。普兹太从此被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当成了敢于反抗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人物。
英国王家学会当即对普兹太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调查，指出这项实验的设计和操作都存在问题，得出结论说，如果根据这项实验认为转基因食物会危及健康，将是错误的。许多生物学家也对普兹太实验提出了批评。普兹太的实验存在的问题包括：试验的动物太少，不足以得出有统计意义的结果；缺乏合适的空白对照；以及用于喂养老鼠的膳食营养结构不平衡，而后者也可能导致观察到的病变。我们做实验应该有一个对照，一模一样的两组老鼠，一组喂转基因土豆，一组喂同一品种的非转基因土豆，结果再来比较，看看有什么差异才能说明问题。而他并没有用同一品种的土豆做对照，用的是另一品种的土豆。两种土豆的成分本来不一样，那么，吃这两种不同土豆的老鼠的身体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转基因引起的，还是别的成分差异引起的。
值得指出的是，普兹太用生土豆喂老鼠，而人们一般只食用煮熟的土豆，食物中的有毒成分在加热后往往就不再具有毒性。生土豆本来就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有毒物质，对胃肠道黏膜有较强的刺激性，还能麻痹神经和导致血细胞溶血。而且，吃生土豆很不容易消化，有可能让老鼠的胃肠出现类似的病变。因此，有很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普兹太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能归结为就是转基因引起的。
第二年，普兹太把论文提交着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发表。多数审稿人都对之提出批评，认为该论文的质量没有达到发表要求。《柳叶刀》编辑部解释之所以决定发表这篇论文，是因为它已引起了公众关注，干脆公开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并不意味着认同其结果。但是后来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反而说，《柳叶刀》作为权威的医学刊物都发表了这篇论文，可见它是没有问题的。普兹太研究的那种转基因土豆并没有上市，即使他的研究没有问题，也无法说明已上市的其他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就有问题。其他研究组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与普兹太不同的结论，有多项研究表明，转基因土豆、转基因西红柿和转基因大豆对动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动都无影响。
在普兹太事件之后，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偶尔还会出现类似报道，称转基因食品对实验动物造成损伤。但是这些报道都很有争议，未能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例如，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食品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份秘密报告。据报告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这则报道引起了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心。根据孟山都公司就此事发表的声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所谓“血液变化和肾脏异常”其实指的是血液成分和肾脏大小的差异，而它们都在正常范围内，并非病变。孟山都公司虽然声称由于商业秘密问题无法公布实验结果全文，但是在申请上市时，全文已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并获得通过。
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并不存在别人无法重复的秘密实验。不管孟山都愿不愿公布结果，其他实验室都完全可以重复、验证孟山都的实验结果。对这种转基因玉米MON863，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FSANZ）在2003年做过安全性评估，结论是：“在评估MON863玉米时，未发现潜在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根据现有申请所提供的数据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源于MON863的食品可被视为与源于其他玉米品种的食品同样安全和有益健康。”该评估报告特别指出，这类抗虫害转基因作物1995年起就已在美国种植、食用。
人们除了担心吃转基因食品会对身体健康有害之外，还担心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危及生态环境。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我们给作物转入抗虫害基因是为了抗害虫，例如培育抗虫害转基因玉米是为了保护玉米的叶子不让害虫吃，但是如果这种玉米的花粉飘落到周围的杂草上，那些不算害虫的昆虫，比如说大斑蝶在吃杂草时把玉米花粉也吃进去，会不会把它们也毒死了呢？如果会的话，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就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斑蝶的幼虫，发现这些毛毛虫生长变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这项研究成了反转基因技术的人士反复引用的“经典”研究，他们认为转基因玉米是大斑蝶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个研究结果也备受非议，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包括：别人无法重复其实验结果，实验用的大斑蝶幼虫被强制只喂食沾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而没有其他选择，以及实验用的转基因玉米花粉含量过高。
2000年起在美国三个州和加拿大进行的田间试验都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并没有威胁到大斑蝶的生存。在实验室里用这类花粉喂大斑蝶的幼虫，也没有发现影响其生长发育。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5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1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了它的生态环境。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恰恰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根部能分泌毒性蛋白，可能会在土壤中累积起来危害其他生物。这项研究做法是，将玉米长在培养液中，从培养液提取毒性蛋白喂养天蛾幼虫。其他研究者发现，如果将玉米长在土壤中，其根部分泌的毒性蛋白会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显然，对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对其他生物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应该尽量接近自然环境，才有说服力。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还提出了所谓基因渗透或基因污染的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抗除草剂或抗虫害基因转入野草中，使得野草也有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能力？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2001年2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在英国进行的长达十年的研究结果，发现转基因土豆、甜菜、油菜和玉米并没有将基因污染给周围的野草。
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或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染色体数目相同），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
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名研究者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论文，宣布在墨西哥的玉米中发现了转基因玉米的一段“启动子”序列和基因序列。由于墨西哥是世界玉米多样性的中心，这个发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反科学组织据此宣称墨西哥的玉米·被转基因玉米“污染”。许多专家对这篇论文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发现的“启动子”序列是他们采用的实验技术导致的人为假象，而那段“外源”基因序列在玉米中本来就有。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对全国各地采集来的玉米样本进行检测，都没有发现“基因污染”。2002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社评认为，回过头来看这篇论文的结果不能成立，本来就不该发表。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际权威机构都一致认定，目前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002年，非洲南部一些国家的政府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向联合国咨询，联合国在8月27日发表声明说：“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来源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作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这些组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在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问答中，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会有风险。而且，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当前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的指责和担忧，其实是在某些极端组织的有意误导之下，由于普通公众对生物学知识的缺乏，而出现的社会恐慌。围绕它的争论，并无多少的科学含量，很难再称得上是一场科学争论。
在这些反对一切生物技术的反科学极端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绿色和平”组织。“绿色和平”的创始人之一、前主席帕特里克·摩尔在与该组织决裂后，反思说：“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实现了斯瓦泽的预言（即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不幸的是，普通公众并不总能认识到这一点，许多人把这些极端组织视为社会正义的化身，信任它们的程度超过了信任国际权威机构。
更不幸的是，普通公众通常缺乏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所必需的科学素质。许多人担心吃了转基因食品会把自己的基因转掉，甚至攻击转基因食品会让人“断子绝孙”。他们显然是害怕转入转基因作物中的那段外源基因在被食用后会跑进体内，把人体基因也给转了。这种担心是很荒唐的。所有生物的所有基因的化学成分都是一样的，都是由核酸组成的。不管转的是什么基因，是从什么生物身上来的，它的化学成分也和别的基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由核酸组成的。这个基因同样要被消化、降解成小分子，才能被人体细胞吸收。所以这个外源基因是不会被人体细胞直接吸收、利用的。
国际上有一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重要人物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在一本反对遗传工程的着作中声称“食物中的基因能被人体利用”。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我们不应该仅仅担心人体会吸收、利用了被用来做转基因的那个基因，也应该担心人体会吸收、利用了食物中成千上万个其他的基因。因为所有基因的化学成分完全一样，如果人体有可能吸收、利用某个外源基因，也就可能吸收、利用其他外源基因。那样的话，我们吃任何食物，都有可能被转了基因！既然我们在吃其他食品时从来就不担心里面的基因会跑到我们体内，为什么偏偏要担心转基因食品呢？
有人要求保证转基因作物百分之百安全、绝对没有风险才能种植、供食用，这种要求是完全不合理的。转基因技术就像所有的技术，同样有可能带来风险。经常被提及的比较可能发生的风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健康方面的风险。转基因作物往往是过量地制造某种外源的蛋白质，如果该蛋白质是对人体有害的，当然不宜食用。如果它是过敏原，也可能让某些特定的人群出现过敏。另一种是生态方面的风险。例如，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
但是风险并不等于实际的危险。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为了避免健康方面的风险，对人体有害的蛋白质和已知的过敏原不会被用于制造转基因作物。在转基因食品上市之前，都按要求做过试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做生化试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其实是检测食品安全性的常规做法，不只是对转基因食品才如此。如果不信任这一常规方法，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质疑其他食物的安全性？为了避免生态方面的风险，许多专家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作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的亲缘物种的地区种植相应的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有其独特性，比如，它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将动物、微生物基因转入植物中。但是，不同物种的基因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的，调控机理也相似，所以这种操作并不会产生什么 “违背自然规律”的怪物。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转基因作物所面临的健康、生态问题，传统作物同样也有。例如，有的用杂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种，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用传统方法培育的新品种的基因同样有可能“污染”其野生的亲缘物种。正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报告指出的：“FDA没有发现也不相信，正在开发中的、用于作为食品和饲料的新作物品种一般会带来安全或管理问题。”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物和食品更安全。
的确，转基因技术在某些方面要比传统的育种方法更安全可靠。传统的育种技术无法控制某个基因在哪里和如何表达，同时改变了许多基因（对此我们往往一无所知），难以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并且可能培育出有害健康的性状 （对此我们可能一时无法觉察）。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准确地控制基因的表达，只动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我们已知其功能的基因，容易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人们既然并不担心传统育种技术会造成危害，为何却要对转基因技术吹毛求疵？
事实上，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农药，因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而大家都知道，农药残余过高一直是现在食品安全的大问题。抗病害转基因作物能抵抗病菌的感染，从而减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是当前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化学农药的使用，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2005年4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 《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节省了相当大的开支，同时还降低了农药对农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中国每年有大约5万农民因为使用农药而中毒，其中大约有500人死亡。
当前已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除草剂和抗虫害品种，它们能减少农药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主要是对农民、环境有益，对消费者的好处还不是那么直接。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到其好处。就像普通公众当初由于从重组DNA药物获益而迅速消除了对重组DNA技术的恐慌一样，也许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出现，也能让人们更普遍地接受转基因食品。
[责任编辑：农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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