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与“大农村”的交响－－贵阳市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实践

　　开篇的话

　　在“十一五”建设大幕拉开的第一个春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角响彻黔中大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省委省政府从省情出发，按贵州农村经济分区发展的思路，提出我省农村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要求，即贫困地区加大扶贫开发工作力度，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打好基础；基本解决温饱的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或接近小康的地区，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率先突破。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党和全社会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我省各地干部群众正满怀激情投身新农村建设，谱写着新农村建设的华章，并出现了“四在农家”等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成功探索。

　　按省委宣传部部署，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建设新农村”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生动实践和成功经验，以期营造建设新农村的良好舆论氛围，促进这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

　　作为省会城市，贵阳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都市的繁华与喧闹。

　　而在贵阳市决策者心中，与现代化中心城区的高楼根脉相连的村村寨寨及180万农民，更是他们深深的牵挂。

　　数据显示，近几年贵阳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三农”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在城市的牵手下，农村经济迅猛发展。

　　3月，记者在开阳、修文、息烽、清镇及花溪、乌当、白云、小河等县市区农村采访，目睹了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乡村变革，以及贵阳农民写满由衷喜悦的笑脸。

　　城市和乡村两种风格迥异的构图，组成了大贵阳独具特色的和谐风景。

　　“大农村”定位折射强市必先强农理念

　　3月上旬一天，记者来到修文县谷堡乡水口村下坝村民组78岁老农陈顺强家。

　　还有10多天，陈老汉的幺儿就要结婚了。一家人正在新盖不久、贴有白色瓷砖的砖房里忙活着。

　　当地干部拿出一张登有2000年12月28日陈老汉在这个小院与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王晓东合影的县报。虽同一地点，背景却天壤之别:照片上是陈家7口居住的仅20多平方米的低矮破败茅草房。

　　王晓东在这个村的农户家住了3天。这3天，他非常不安地看到这样的现实:解放50多年了，在省城的周边竟然还有一些农民住在茅草房里!

　　3个月后，贵阳市彻底摸清了全市居住茅草房的贫困户共有37562户，市委市政府作出了一定要在3至5年内由政府帮助农民改茅房为砖房的决定。到去年，贵阳市委市政府对15万住茅屋的特困群众的庄严承诺提前实现。

　　记者后来找到陈老汉的照片上县报同一天的其他媒体，看到了一幅贵阳城市新貌的图片。这两张图片不经意的对比，无意中吻合了贵阳决策者在广泛调研后，对贵阳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得出的一个形象结论:相对于城市经济，贵阳农村经济明显“短腿”，试想，一腿长一腿短的人行走都困难，何谈快跑!

　　对于在贵阳市户籍人口中占53%的农业人口而言，没有他们的小康就没有全市的小康；对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80%以上、农村社会总产值占全市GDP1/3多的农村而言，没有农村经济的跨越就没有全市经济的跨越。

　　于是，在贵阳市委的文件中，有了如此客观的定位:实行市带县体制后，贵阳的发展格局是“大城市、大农村”。

　　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现代化，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实现“大城市”和“大农村”的互动和交响，成为贵阳市干部的共识。

　　几名接受记者采访的贵阳干部说，大农村之“大”，一是数字概念，是说我们农业人口的比重大，农村面积大；另一层则是认识上的转变，尽管贵阳农村经济在全市总量中并不算太大，但“三农”问题不解决，贵阳就无法实现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做表率、走前列。

　　在城市发展不可削弱、农村发展更需要加大投入的情况下，有限的财政资金严重不足怎么办?面对这一难题，贵阳市找到了妙解:城市投入主要依靠经营城市，通过市场手段广纳社会资本，尽可能腾出资金支持农村发展，并创新机制引导社会各界投资“三农”，参与农村建设。

　　采访期间，常听贵阳的干部讲到“三个同等重要”:农业和工业同等重要，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同等重要，农民问题和居民问题同等重要。

　　就任市委书记以来，把每年必在农家住2次以上搞调研作为自己一条铁定要求的王晓东说，省会城市的干部，往往容易不自觉地弱化“三农”意识，淡化对农民的感情；心中没有广大农村群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成了一句空话。现在，强市必先强农的发展理念成为全市干部的普遍共识。

　　念好“10字经”让党和政府温暖及城市关怀惠及每个农户

　　几年前，一组调查数字深深刺痛了贵阳市委一班人的心:

　　就在以贵阳城为圆心的百来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农村，竟还有30多万农村群众饮水困难和饮用不洁水；15万人住茅草房；大多数村不通公路；90%的农户听不到广播、看不上电视；21万人尚在温饱线以下……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势必严重制约农村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民增收。

　　作为以城带乡最直接的切入点，贵阳市于2001年明确了围绕“水、电、路、气、房、林、电视、电话”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的10字方针，要求市直各部门的工作要向农村延伸。

　　改造茅草房，为贫困户修建新居，成为当年举全市之力统筹城乡发展的首要任务，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参与。当2004年“改茅”工程提前结束时，整个资金投入达4．5亿元，而由于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和引入新的机制，市级财政的投入不到5000万元。贵阳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用行动实践了“以城带乡、以工哺农”。

　　“改茅”的同时，“10字方针”的其他工程及结构调整也随之进入这些贫困农户。

　　“念好十字经，不是轻松的事，没有全社会的财力投入、感情投入、精力投入，绝对办不好。”来自贵阳市农口不同部门的郑勇、潘剑、罗恩华等发出同样的感慨。

　　除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落实相应的支农项目外，一种叫“双千工程”的干部驻村工作方式有效地对全市农村工作进行了提速。2004年至今，每年1000多名市、县干部驻进全市所有1171个行政村。城市里各行各业的干部驻进村村寨寨，使贵阳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到来自城市的帮助。

　　开阳是贵阳最大的农业县，在距贵阳市中心130多公里的宅吉乡和高寨苗族布依族乡，都有村民激动地掐指给记者算“党和政府帮我们做的事”:沼气工程、人畜饮水工程、进村公路硬化工程、茅草房改造工程、村村通电视电话工程、良种良法技术传授和农民培训、生态经济示范村建设……村民们说，这几年的变化超过过去几十年。

　　“这几年各级干部带着各自的任务频繁深入边远村寨，让我们觉得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好像一下就缩短了。”多年一直在乡镇工作的张朝洲道出心里话。

　　在花溪区芦获村，一块记载实施人畜饮水工程的牌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投资33万元，解决了238户933人的饮水困难。

　　记者一算，政府为帮助这个村寨的村民解决“人在山上住、水在山下流、人畜为水愁，吃水贵如油”困难，让清洁的自来水进到每户村民的家，户均投入近1400元。

　　区水利局干部张吉林看出记者的疑问:“从2003年到2004年两年间，花溪全部解决了11万多农民饮水难和饮水安全问题，且家家自来水入户，政府共投入2600万元，人均远远超过有关规定的200元。像这样的边角村寨，为一户农家就投入上千元，是不是觉得太高了?但解决农民困难，发展了他们的经济，这才是我们算的大账。”

　　有媒体评论，捆绑城市各方力量，攻克最后的茅草房和最后的饮水难村寨，足见贵阳市重农的决心和亲农的情感。

　　5年间，贵阳市在“解困工程”、“渴望工程”、“万户小水池”等工程的投入达5亿多元。今年，投入力度将更大。

　　在一位年轻的“双千”队员的笔记本里，记者看到了他写下的一句话；察民所思，问民所想，虑民所急。

　　记者在息烽县青山乡采访时，正遇三月的倒春寒，漫天雪花飘飞，气候湿冷。遇见村民陈大全家动工修建沼气池。他作为贵阳市2000年提出农村“四改一气”工程的首批受惠农户，几年来，在政府投入资金和给予技术的帮助下，尝到甜头的他已开始了他家第3口沼气池的修建。

　　“我喂了8头猪，全家的煮饭、洗澡都用沼气。”陈大全给记者算了账:一口池一年可少支出1500元的煤钱，或者减少3亩薪炭林砍伐。

　　贵阳市下大力推进农村沼气池工程以及相配套的改圈、改厕、改灶、进户路改造工程，被有关专家称为“对贫困山区农民千百年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生产方式都具有变革性意义。”

　　到去年底，贵阳市帮助农民建沼气池近10万套，共投入资金2．3亿元。

　　贵阳市以新的机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目前已使2353个自然村通了广播，4634个自然村通了电视。按一位市领导蹲村住户看电视后的感受，乡村“数字电视”清晰度比自己家里的有线电视还好。

　　清镇市百花湖乡三屯村76岁村民王世俊告诉记者，他家单家独户，政府也帮他安装了高清晰的数字电视，这几年政府帮农民办的实事一件接一件。“过去的很多难事，现在都不难了”。

　　这位农村老人的真实感受，变成贵阳市的严谨统计，则是这样一些数字———

　　到去年底，全市1171个行政村完成了有线电视联网或共用卫星天线的“模改数”，2353个自然村通了广播，

[责任编辑：贵州日报]